[12]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的执政党。

企业的社会责任，本质是如何摆正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不能合理定位法治社会建设力量的角色，它们的功能发挥势必紊乱，法治社会建设从而受到影响。

在法治社会进程中，律师在媒体和自媒体上的活动，几乎不能忽略，他们经营微信公众账号，不断更新微博，在全国范围内演讲授课，各种方式层出不穷。4.通过媒体和自媒体参与政治社会事务的讨论 在当今中国，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民众知识水平的提升，民主与法治意识逐渐高涨，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民主与法治意识逐渐在媒体和自媒体上充分展示出来。中国律师业最初从国家公职范围中脱离出来，切断与国家权力的关联之后，律师就成了一个彻底的市场化主体，在社会中为民众提供服务，获得收益。政府对科技创新、基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司法服务等事业的发展都担负着主要的财政支持职责，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保障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有效提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元物质文化需求。这些法律法规，一方面明确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义务和职权，另一方面提供企业、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依据和规范，确保其公共服务供给符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确保市场竞争关系的有序公平，保障政府与社会的良性合作关系。

通过社会组织的运转，从民众切身的生活体验和感知出发，培养民众的自主意识、互助精神、公共精神、民主精神、权利意识、法治观念，发展民众的民主参与能力、法治操作技能、自治能力等，在具体层面和细微之处促进社会价值和法治观念的更新，培育了民主和法治的社会根基，从而推动中国的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各种项目只有切实执行才具有真正的意义，从这层意义上说，实施是法治社会建设的核心。让产权人、投资者等树立诚信守法、依法经营、依法办事的观念，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提高依法经营管理的水平和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能力，不违法行使权利、法外追求利润。

社会组织的兴起，必然伴随着政府权力的转移、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社会民主的发展、社会自治的发育。在中国的党政体制中，基于以党领政的党政关系，政府也需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执行党的路线，引导社会向党的法治社会目标靠拢。因此，必须让各种社会力量可以互相监督。法治社会建设需要多元主体和多元参与，但在此过程中，需要政府作为支持者、服务者帮助、引导其他各方开展法治社会建设。

社会组织则可能将自身的理念绝对化，其结果必然是将个别群体的观念和标准强加给其他群体，从而招致不满。作为特定社会群体利益偏好的聚集，社会组织可以对民众利益偏好有着更加快捷的把握，可以对利益诉求做出更为及时的反应，然后聚集相同和类似的利益诉求，通过一定的渠道加以表达。

（三）企业的社会责任 企业在商业运作过程中，不应当只将利润收益作为其长久稳态运营的绝对重心，而失却对次重点的有效关注，表现为极端弱化对其他关系的处理。合作治理、协商治理是对行政管理型治理模式的扬弃，政府与其它社会主体的关系趋向于分权、和谐共治。总的来说，政府主要是在设定目标、标准和检验方法方面起作用，从这些方面推动企业、社会组织参与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若公共产品和服务没有相应的标准，完全交由市场或社会组织，企业可能出于利润最大化而降低产品和服务的标准，其结果必然是效率虽然提高了，产品和服务质量降低，从而最终损害民众利益。

换句话说，政府在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应当承担风险兜底责任。在调控公共服务领域，目前所形成的法律规范，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已成规模。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政府与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之间形成的社会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自然也应当是法治社会的重要内容。公益诉讼是指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活动。

家族是家庭的扩大，国家则是家族的扩大和延伸，国家内部各个部分和板块之间的关系，按照亲属关系比拟。各具体部门法中更是有各种具体规定。

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是强势群体更容易获得律师的帮助，但如果没有律师，弱势群体可能会毫无出路。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发挥律师协会自律作用，规范律师执业行为，监督律师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强化准入、退出管理，严格执行违法违规职业惩戒制度。

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合作治理、协商治理以社会主体广泛参与和合作治理为核心，要求政府有相应的能力。其实，在法治社会进程中，企业作为法治主体，往往也持有各不相同的态度，敬畏法律、利用法律、对抗法律的都存在。社会组织则可以在此方面发挥作用。具体而言，一方面，强调资源到位，从资金、信息、政策等各方面为社会主体提供诸如场地设备、补贴资助、项目信息、法律咨询、财务评估、注册协调等资源，帮助社会主体存续。敬畏法律，法律被想象为一种关于已知规则和程序的正规有序的理性的的系统，社会主体忠诚地接受法律的建构，相信法律程序能够提供正义和公正。

二是无视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以不正当手段榨取企业职工的合法收入和福利所得，且心存侥幸，逃税避税，少缴甚至不缴社保费用。不同治理主体合作治理、协商治理，有助于保持社会凝聚力与向心力，提升社会治理的有效性。

企业的民主管理和权利实现，是构建企业民主管理体系、推进企业民主管理进程的基础，既关系到职工民主权利和法定权益的实现，也关涉到企业的认同感的培养，还关涉到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三）政府建设法治社会的方式 1.设定目标、标准和检验方法 法治社会是指社会生活的法治化，但政府又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参与主体。

合作治理、协商治理牵涉多元主体的相互依赖、持续互动的网络，需要政府有维系这个网络的能力，这对政府的制度、工作人员的能力都提出了要求。调整这些关系也已形成体系化的法律规范。

3.培养公众法治素养、培育社会主体能力 培养公众法治素养、培育社会主体能力，是政府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另一重要方式。政府和企业、律师等社会主体之间也是如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社会组织等多种主体都会有自身的利益，也会有自身的价值观和政治倾向。4.监督者 政府的更多责任，还包括监管。

国家和政府的管理仍然较多，管了很多不应当管理的事项，相关法律规定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制度供给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法治社会的建设过程必然伴随着相关制度的完善。

而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历史上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有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封建皇权统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在刑事诉讼中，会见被关押人员，了解基本案情，作出诊断。

企业在法治社会中的角色，同样不容忽视，它是民众民主管理和权益实现的重要具体场域和制度性平台，它还是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和日常性的社会生活的法治主体，也是法治宣传和法律实施的重要协助者。律师通过获得自治的权利来实现职业使命，开展法律服务，从此成为民众与权力系统的一个通道，成为国家与社会的中介。

2.法律专业工作的引擎 律师主要以市场化的方式为社会公众提供法律服务，用专业化的技术和能力对社会需求进行回应，并因此赚取服务费用。互联网技术平台契合了人们参与政治社会事务讨论的语境要求：公开、自由、平等、开放。在从上到下、全方位的行政管理思维下，单向的、父爱主义的社会管理模式是常规社会管理模式。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深入开展多层次多形式法治创建活动，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经由这种机制，社会成员可以获致合理角色、提高参与能力、培养合作与秩序精神，克服个人的孤立性，培养社会责任感和公共精神。社会组织的职能发挥，必然使国家权力一元化的局面进一步松弛，促进社会从国家中逐渐释放出来，国家与社会的功能呈现分化局面，朝着改革开放以来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发展，或者更多人期待的强政府、强社会的目标发展，从而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分野，促进法治社会建设主体的多元化，并进而打破过去那种机械团结的局面，形成社会有机团结的局面。

在多元社会治理格局下，法治社会建设的各个主体都承担了相应的成本，其中承担成本最多的毫无疑问是政府。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体对法治的态度是复杂多元的，呈现出多种不同的样态。

对违反社会责任的企业，单凭原有的伦理领域的企业社会责任来规范管理，显然只起皮毛之用，无关痛痒，若望成效尽现，还需重拳出击，即需要法治化的企业社会责任制度来加以控制和约束，充分运用有效的法律手段来加以规范。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是无形的。